但严格说来，二程所谓体，并不是实体，而是潜在的本质存在或全体，用则是具体存在及其表现过程。

其次，理是条绪、条理，阴阳五行，错综不失条绪，便是理[43]，理是有条理，有文路子[44]。这是二程论理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但这并不是说，理气范畴来源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观。但从气有聚散、屈伸、动静等特性或功能来看，聚则生物，散则返虚，如冰之与水，却似乎又有构成论的意思。顾聚散、出入、形不形，能推本所从来，则深于《易》者也。[89] 他认为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，决不能混为一谈。[40]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必须用理气关系来说明才有此理，便有此气。

这实际上就是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区别，从主客体关系讲，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区别。[90]《答薛君采论性书》，《王氏家藏集》卷三十三。生阳生阴而生水火土金木而生万物，皆一气自然之变化，而合之只是一个生意，此造化之缊也。

是岂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之谓乎？[57]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，这是宇宙生成、发展的真正根源。所谓无有一极而无所不极，就是指无限，其中包含有限和无限统一的意思。此外，人与万物一气流通，这一气流通者，就是阴阳。[45] 无论从哪方面说，良知无非是特殊物质，或物质的特殊功能，天下只是一气流通。

在这个体系中，最高范畴就是太极，因为它是先天学的出发点。这一点还可以从另一句话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，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得到说明，这是紧接着妙合而凝提出的对人的来源的看法，形、神相合而成人，说明同宇宙本体论哲学是完全一致的。

在陆九渊看来，太极并不是至极之理，而是大中之道，道即阴阳，故太极就是阴阳，不能在太极阴阳之间分形上与形下。周敦颐有太极生阴阳的思想，朱熹把太极改造成理本体之后，虽然也讲太极生阴阳[16]，但已不是讲生成关系，而是讲体用关系，不是生成哲学而是本体论哲学。他也承认太极是最高范畴，但内容和含义却发生了根本变化。这里，他赋予太极以宇宙全体或整体的意义，而又具有超越的绝对性。

[61] 这里的道，也就是太极。有浑浑者，有生生者，皆道之体也。[71] 阴阳两种物质实体，当其未凝聚成物时，虽是无形无象之气，但实为相依相对之二物。这里常体不易之体，妙用无息之用，似以阴阳分体用，但实际是说，由阴之静以见太极之体，由阳之动以见太极之用，并不是太极以动静为体用。

若论其生则俱生，太极依旧在阴阳里。在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的问题时，他并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本体论观点。

但范畴就其来源以及所代表的意义而言，它又是客观的，范畴的主观性并不等于它是纯粹主观的创造物，也不是纯粹先验的主观形式。他说：谓心为太极者，只是万理总会于吾心，此心浑沦是一个理耳。

心虽是天地万物之主，又叫太极之体[47]，但已经不是超越的精神实体，而是灵气所生。经历一个很长的但是有固定时间的过程，世界消尽之后，又重新开始，从卦象上看，复、垢两卦之间，正是阴阳相接之处，起点就是终点。他指出，宋以来的儒者，纷纷言太极，言两仪，以太极为万物本体，实际上失了太极两仪之本旨。[9] 因此，从宇宙论讲，张载所说的太极，是指包含两种对立成分及其性质的统一物质，即太和之气。这同张载的太虚之气，化生万物，同属一种思维方式。二程不讲太极而代之以理，他们从根本上抛弃了象数学，也批判了以无和气为本的学说，理变成了最高本体，周敦颐的太极和张载的太虚一起被彻底否定了。

太极本于无极，正是本体论问题，而不是生成论问题，这完全符合无极而太极的原意，而同自无极而为太极或自无极而生太极的命题，完全不合。这显然不是讲生成论，而是讲以何者为本

这里所谓道，同道器相对之道又不完全相同。[32] 这就从语言学上区分了道和器。

[81]《曾子章句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三十五。张载以气化及其所成之物分道器，但并无精粗之说。

从道的观点看，理气可谓浑然一体。这个道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具有超言绝象的性质，不仅形而下之形器不足以言之，即是一般语言也很难表述，只能靠直接体会。这一点，特别得到刘宗周的赞同。但罗钦顺在这里同样把所以然之理和所当然之道混而为一了。

王廷相以元气、生气分形上与形下，但并不以气为道。[85]《道俗论下》，《陈确集》，第171页。

陈淳在《北溪字义》中，提出了道和理的联系和区别，但也都是从当然之则上理解的，他忽视了所以然即自然规律这一方面的意义，更加强调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，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，即强调道德行为的善的原则。朱熹除了继承发展二程思想，坚持道器同理气属于同一层次之外，还提出了一，不同的解释，标志着道器范畴的进一步深化，同时也表现了这一范畴的多义性。

后来的道不离器说，正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。[5]《南岳弥陀和尚碑》，《柳河东集》卷六。

在这里，理和道是同一层次的范畴，意义完全相同。他甚至反对以有形无形言道与器，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，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，所以谓截得分明者，只是上下之间，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，器亦道，道亦器，有分别而不相离也。这里所谓物，指具体存在物，不是物质一般，这里所谓道，却是普遍规律，不因具体事物而终始。道者，兼体、用，该隐费而言也。

除却穿衣吃饭，无伦物矣[69]。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，况太极乎。

真德秀坚持朱熹观点，对所当然和所以然进行了区分，以所以然之理为宇宙本体，以所当然之道为社会人伦道德实践法则，而后者来源于前者。……失其物，去其准，道从而丧矣。

即车器之道通过车器发生作用，父子君臣之道通过父子君臣发生作用。离而为合蔽而通，始未或异今焉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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